从国际经验看,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往往较高。这容易使各界产生以TFP为主导的增长方式能有效应对老龄化的认识误区。基于对全球90个经济体1961—2019年TFP贡献率的测算,本文实证检验了老龄化、TFP贡献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一,老龄化率与TFP贡献率呈现正相关性,但TFP贡献率上升主要源于传统动力过快下滑带来的“被动上升”,并不意味着老龄化进程中TFP对经济推动作用显著增强。第二,随着老龄化率上升,TFP贡献率上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减弱,剔除TFP贡献率“被动上升”影响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这表明,一个经济体过度依靠提升TFP的方式应对老龄化,容易出现“高TFP贡献率、低增长”问题。第三,相比于以TFP占主导的增长方式,TFP等新动力与资本和劳动等传统动力并重的增长方式能更好地应对老龄化,使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不显著。现阶段中国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偏低,因此需要着力提升TFP,但不能忽视传统动力的下滑。要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构建新动力与传统动力相互牵引、相互促进的增长方式,从而更好地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央银行沟通作为前瞻性货币政策指引手段,在引导公众预期和调节宏观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央银行沟通是否会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产生影响？本文首先构建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中央银行沟通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上市公司2007—2020年的季度数据,实证分析央行沟通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央行沟通能够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趋势,且上述效应在高管具有金融背景、社会责任意识较强和公司治理效率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宽松性中央银行沟通,会通过抑制金融错配程度、提高投资平稳性和降低金融与实体投资收益率之差,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中央银行沟通能够减轻投资者异质性信念和分析师预测分歧,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本研究在优化宏观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抑制经济“脱实向虚”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不仅会对其自身产生不良影响,还很可能通过“股权质押”的“关联性”产生外溢效应。本文以1999—2019年中国A股市场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对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增加了股东股权质押行为,表明股权质押融资市场上确实存在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这种“柠檬现象”;在基于准自然实验构建的DID法、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加剧股东股权质押的效应,在国有控股、规模较大、股权制衡度较低和成长性较差的公司中较强,且股价崩盘风险的提升会加剧股权质押,增大股票平仓风险的效应。本文丰富和拓展了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和股权质押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可为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强化资本市场会计监管以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决策参考。

长期以来,农村信贷服务很难在规模、风险与成本之间形成有效的平衡,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以“农村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641家农村金融机构年度数据,运用多期DID模型考察金融科技对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信贷风险及运营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扩大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降低其信贷风险,且金融科技没有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这意味着,金融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农村信贷服务的“三角困境”。机制分析表明,信息不对称缓解是金融科技赋能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与信贷质量“双维提高”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科技能够促进农村金融机构扩大零售贷款规模,提升经营绩效,而净利息收入提高是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绩效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为金融科技缓解农村信贷服务的“三角困境”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农村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提供了深化与改进的方向。

本文使用处理效应模型检验老农保参保经历对农村居民养老金预期准确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农保参保经历使农村居民养老金预期偏差程度降低0.24(样本均值为0.70),降幅相当于均值的34.29%,且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将样本限定在无迁徙经历的居民、考虑样本损耗问题以及对养老金相关变量缩尾处理后,上述结果依旧稳健。同时,上述效应在受教育年限更高、使用网络以及无认知能力障碍的群体中更强。此外,上述效应主要通过提高个体谨慎程度发挥作用。最后,在村庄层面开展的队列双重差分分析也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的主要结论。本文结果表明,政府可重点关注认知水平较低的群体,通过提供更精准的制度教育和信息披露,提升其养老金认知水平和预期准确性。

农户以创业带动就业,是促进乡村振兴、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本文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视角切入,探讨农户创业问题发现: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社会信用环境较差地区的农户通常创业概率和创业身份更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失信信息公开,有效缓解了信用信息不对称,增进了社会信任,提高了农户从“弱关系”处获得非正规金融资源的机会,进而提升农户创业概率和创业身份。上述积极影响在欠发达地区更加显著,在发展型创业和二三产业创业上边际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本地农户,户籍因素与地区间信用差距使异地农户更易受外部信用环境影响。上述结论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失信信息公开对激励农户创业卓有成效,未来可通过继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打破农户创业“桎梏”,激发农村经济活力。

信贷周期理论认为,金融体系信贷供给扩张造成的宏观杠杆率上升,将导致未来总产出紧缩甚至经济危机。本文收集了42国央行的银行家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其中银行贷款标准指标测度信贷供给情况,并将其作为宏观杠杆率的工具变量,从而在控制内生性偏误的基础上,对信贷周期理论进行再检验。主要发现:第一,信贷标准放松所带来的私人部门宏观杠杆率增速每提高1%,未来1年的总产出增速将下降0.23-0.43%,5年的平均增速将下降0.15%左右;且该效应由非政策性因素带来的信贷标准放松所导致。第二,信贷供给驱动的家庭部门杠杆上升在短期会推动总产出上升,但长期会引起总产出下降;而企业部门杠杆上升则会更快地引起持续的产出下降。第三,新兴市场经济体信贷周期现象更突出,且集中在企业部门杠杆变动。本研究表明,保持信贷标准及信贷供给稳定,是实现经济平稳运行的必要条件,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要警惕企业部门信贷驱动下杠杆率快速上升带来的风险。

本文采用中国2019—2020年ESG评级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考虑ESG效用对投资优先级和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1)考虑ESG效用能够改变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和资产组合选择,资产ESG评级越高,其获配权重越高。(2)随着ESG水平的增加,ESG—有效前沿曲面整体出现了明显的右移特点,即在同一风险水平下,考虑ESG效用的投资者愿意牺牲部分收益,获得ESG效用的补偿。(3)基于ESG整合的投资组合模型实现了对风险、收益和绿色可持续的有效权衡,将促进投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4)我国股票市场的ESG评级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在进行主动型投资组合管理时应注意其可能诱发的风险。本文有助于理解ESG评级不一致性给基于ESG整合的投资组合带来的影响,对推动机构投资者合理运用ESG评级信息进行主动型投资组合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间接促进上市公司的绿色低碳化转型。

本文基于2000万在线招聘岗位大数据,构建在线招聘需求指标,并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金融发展,系统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在线招聘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增加在线招聘需求;(2)这一影响的机制在于,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增加对数字技能相关岗位的在线招聘需求,从而验证“岗位创造效应”,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还有助于推动新企业创建,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提供经验证据支持;(3)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的劳动力需求效应在不同学历、经验和工资岗位层面普遍存在,这在岗位层面上证实了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4)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在线招聘需求的效果,在银行网点密度低的地区更加显著,这表明数字金融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金融形成有力补充;(5)数字金融发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中发挥积极作用,有效缓解突发冲击对在线招聘需求的负面影响。

本文以“债券通”政策中的“北向通”作为外生冲击事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债券市场开放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债券通”显著降低了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其机制是,“债券通”增加了债券市场流动性、改善了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提高了外部监督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债券通”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在债券发行规模小、未签订特殊条款、债券评级低的样本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通”还会影响债券一级市场的发行表现,降低标的债券的发行利差、提高债券发行效率以及扩大债券发行数量和规模。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启示意义。

利率对宏观经济均衡和资源配置有重要导向意义。央行确定政策利率要符合经济规律、宏观调控和跨周期设计需要。目前,中国的真实利率略低于经济增速,处于较为合理水平。中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释放政策利率调控信号,在利率走廊的辅助下,引导市场基准利率以政策利率为中枢运行,并通过银行体系传导至贷款利率,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中国具备继续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条件,将尽可能地延长正常货币政策的时间,目前不需要实施资产购买操作。在市场化利率体系中,收益率曲线非常重要,它反映利率由短及长的期限结构,可为各类金融产品和市场主体提供定价参考。收益率曲线的短端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直接受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长端则为国债收益率,主要反映市场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期。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应用日益广泛,整体趋于成熟,而在市场基础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在可持续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减排技术内生化,建立带有环境约束并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绿色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制。这一理论得到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中介效应分析的支持。本文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建模提供了新的思路,推进了绿色金融的“功能”理论,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绿色创新渠道”,这意味着绿色金融不限于对少数清洁行业的支持,针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内部环保技术升级的金融服务也至关重要,是未来绿色金融政策需要关注的问题。

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国际贸易增长一直是贸易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本文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对外公布的《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中国出口贸易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发展,改善出口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优化出口贸易的量价结构;绿色金融带来的出口促进作用,就不同的样本分类存在异质性。渠道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通过缓解出口方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进而对出口贸易产生积极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在考虑双重差分法设定条件、安慰剂检验、极端值影响、零贸易问题等后,绿色金融对出口贸易的积极作用依然成立。本文研究证实了绿色金融是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绿色金融政策能够带来生态环境改善和出口贸易发展的双赢局面,这为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提供了来自现实层面的有效证据。

本文使用2011-2015年263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用户数据构建的地市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实质上推动了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使得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等批发性资金。负债端结构的改变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但是借贷利率和净息差都有所下降。即银行选择了更高风险的资产来弥补负债端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损失,但并没有将成本向下游企业转移。此外,本文还发现规模越大的银行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越小。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变化,一些影响长期化的新现象、新问题、新概念不断涌现。作为全球重要的宏观经济研究力量,各国中央银行纷纷着手对后危机时代的新理念、新规律展开深入研究,并努力进行政策性的探索。本文重点讨论当前全球中央银行比较关注的三大问题:一是负利率政策的逻辑与效果;二是全球稳定币的宏观政策挑战;三是气候变化导致的宏观金融风险。现有宏观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政策实践面临的新问题,对研究工作者而言,既是重大挑战,也是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应立足中国国情,放眼全球百年变局,密切跟踪极具未来性的热点问题和理论前沿并将其科学应用于我国高质量发展时代的政策实践。

本文在一个包含价格与工资双重黏性的动态新凯恩斯框架中引入内生资产泡沫和劳动力市场摩擦。本文研究发现,资产泡沫能够通过金融成本渠道缓解企业信贷约束,进而对通胀形成向下的压力。因此在经济过热、资产价格上涨的条件下,通胀依旧可能是温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短期内资产价格的上涨反而可能压低通胀。在此情形下,通胀指标可能会失真,传统货币政策规则虽然能够稳定通胀,却可能无法有效稳定经济,货币政策有理由针对资产泡沫实行逆风干预。本文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降低资产泡沫的规模,在货币政策目标中考虑资产泡沫或资产价格将有助于稳定经济,并且能够有效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在模型中引入宏观审慎政策之后,逆风货币政策依然能够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说明盯住资产泡沫的货币政策在理论上是有效的,对于完善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治理资产泡沫的根本途径仍在于消除金融市场摩擦,增加安全资产的供给以及建立健全安全、透明和高效的融资体系。这不仅能挤出资产泡沫,还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提高投资效率。

本文旨在评估金融市场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尤其是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公共治理能力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其中,城市公共治理能力以基于实时数据计算的防疫能力和复工复产能力指标来刻画。主要发现如下:第一,防疫能力会影响投资者情绪,但不会直接影响股票收益率;第二,所在地复工复产能力对股票收益率存在正向影响;第三,机制分析表明,经营基本面更容易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如小企业、成长型企业、所在地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较差的企业,其股票收益率对当地复工复产能力的反应更敏感。本文结论表明,在全国一盘棋的抗疫努力下,投资者对于战胜疫情有信心,短期内复工复产能力对金融市场更重要。从应对措施来看,短期内可对比较脆弱的企业实施精准果断的帮扶,长期内可考虑加强地区防疫能力建设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基于2005—2017 “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的对外投资微观数据,本文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不仅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也抑制了投资规模,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样本选择性偏差、不同的汇率波动指标等一系列问题后仍然稳健。基于手工搜集的企业年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前期的套期保值行为,可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弱化汇率波动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汇率波动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有明显的异质性,投资于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企业以及不同投资方式的企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反应各异,这又与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的一些独特特征有关。本文研究为汇率波动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

本文在国内外金融周期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设计了中国金融周期的实证方法。根据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制度特征和发展实践,选择广义信贷、广义信贷/GDP以及房地产价格作为金融周期的构建指标以及具体的代理指标,在实证方法上对识别周期的转折点法和带通滤波法的参数设置进行优化调整,提高了中国金融周期实证研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1998年一季度至2018年一季度的数据,对中国的金融周期进行了实证分析和交叉检验。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短周期与国家金融调控政策导向高度吻合,与经济短周期峰谷交错。金融中周期的持续时间和波动幅度显著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反映出中国主动的金融调控政策在调控经济周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降低了中国金融体系的中长期波动。

本文从流行性传染病特征和医学传染病模型出发,对影响疫情的非理性因素、疫情的直接与间接结果进行文献综述,分析极端事件中的反应不足与过度反应。在成因上,本文梳理了不完全信息贝叶斯学习和显著性理论等决策行为假说,来理解人们行为背后的信息处理机制和情感作用渠道。在结果上,疫情及有关政策对经济金融活动的直接影响尚缺准确评估,恐慌情绪与羊群行为、社会信任危机、风险态度转变及异质性信念等疫情间接结果也有待深入研究。最后,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和疫情行为分析,对未来学术研究及政策管理提供思路和建议。